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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氏戎略考

时间:2020-09-27 17:05:18 来源: “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 作者:付建 浏览量:713

乌氏戎略考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付建

  摘要:乌氏戎是西戎中重要的一支,在文献记载中是为秦王朝提供战马。确定乌氏戎所在的地理位置,是研究秦汉时期历史地理、秦戎民族融合和秦代国家祭祀的重要资料。

  关键字:乌氏戎 秦汉时期 族群

  “乌氏”戎是在《史记·匈奴列传》“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乌氏、朐衍之戎”;《括地志》云:“乌氏古城在泾州安定县东三十里。周之故地,后入戎,秦惠王取之,置乌氏县也”中都是地理坐标,是秦汉之际“西戎”的一个重要族群。分“乌氏”县置“朝那”县则是汉武帝为加强西汉王朝对边境五郡的治理而采取的一种新措施,研究乌氏戎族群的变迁,为研究秦汉民族融提供了新资料。

“乌氏”县治

  乌氏戎在秦穆公时期就臣服于秦,在慧文王时置乌氏县,当属北地郡,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西汉是时乌氏属于安定郡二十一县“乌氏,乌水出西,北入河,都卢山在西。莽曰乌亭”。都卢山多认为是今天的六盘山,乌水则是固原向北流的清水河,乌氏县是因为乌氏戎居住才设置的县,且还要是周之故地,要寻求乌氏县的县治就必须符合以上四点。

  通过实地调查,2009年“西气东输”经过宁夏固原彭阳县新集乡小河湾发现的秦汉遗址就可能是“乌氏”县的县治,该遗址位于泾河上游支流红河流域。小河湾遗址向西不到15千米就可远望六盘山;其北侧15千米处就是秦昭王长城,长城经过的固红公路就修在北流清河的支流河谷带,符合乌水北流,而古城镇就在河谷的南出口;在小河湾遗址发现的铲形袋足鬲被认为是戎人的典型器物;最关键的是周之故地,在小河湾西侧不到百米的姚河源村也发现了西周中晚期的遗址。

  在确定小河湾为战国秦时期“乌氏县”的县治,那么乌氏县被管理的人群,基本可以确定是以乌氏戎为主。在确定是乌氏戎器物之后,借助已发掘的小河湾出土物,通过横纵两方面的追寻,来考察考古学文化上的器物交流,是否就能解决文献层面上两周到秦汉,生活在陕、甘、宁交界处的“西戎”是否是一个延续的族群问题。

  小河湾秦汉遗址出土物的铲形袋足鬲和麻点纹的陶釜、陶鬲。麻点纹的陶釜、陶鬲是学界已经公认战国秦的器物,经过辨认可以确定这类陶釜、陶鬲为战国中晚期的出土物,可以肯定这里有秦人居住;同时铲形袋足鬲同“毛家坪B组遗存”的陶鬲有传承的渊源,也可肯定有和“毛家坪B组遗存”一样的西戎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宝鸡斗鸡台遗址发掘的4座战国墓【1】开始到“毛家坪B组遗存”,韩伟先生【2】认为这类陶鬲与齐家文化、辛店文化有“渊源的重要线索”;赵化成先生【3】认为这类鬲是西戎分支冀戎遗留下来的。

  在该遗址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以羊、马为牺牲的祭祀坑和墓葬。祭祀坑里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羊头、马头和动物蹄足,显示了本地区的生业模式就是典型的农牧结合发展,而这些也随着居住人群的死亡,被埋葬到墓葬中,统称为“头蹄葬”。

“乌氏”族群

  追溯铲形袋足鬲的渊源,与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都是解决“西戎”族群变化的关键性器物。铲形袋足鬲并不是很多发掘遗址中出土比重占到最多的器物,其分布很广又分属不同文化的不同类型,梳理这类陶鬲自身纵向的变化,寻找与其共存的考古学主体文化,就可能是解决两周到秦汉时期“西戎”族群变化的有利证据。最早发现铲形袋足鬲的是辛店文化中的姬家川类型【4】,姬家川T1:6陶鬲,侈口高领,鬲足较矮,足尖近平,器形较小。表面粗糙,腹部饰有一道锯齿状的附加堆纹;而该墓地M2:2的双耳罐,腹部两侧的钮耳也类似于小河湾遗址出土铲形袋足鬲的半月状耳。姬家类型的时代经过碳14测定距今3400年至2800年,也就是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5】。三角城遗址出土的铲形袋足鬲F1:1【6】,陶鬲,圆唇,口稍外侈,短颈。肩部有两周细泥条突棱纹,两边有半月形的鋬,袋足上各有一条竖向曲折的蛇纹。大袋足,大铲形足根,裆距大。三角城遗址属于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这类遗存经过碳14测年距今2690(2680)+125(115),也就是春秋早期至战国【7】。毛家坪B组遗存中的铲形袋足鬲依据地层学和共出器物判断,时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8】,有些可以早到春秋中期。小河湾出土铲形袋足鬲出土了共存的陶釜、陶鬲时代可到战国中晚期。由此可以看出,铲形袋足鬲并不是某个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器物,也可判断其代表的人群不是所在遗址的主体;同时,该人群有不断地迁徙的习惯,极有可能是游牧的迁徙民族,依附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通过分析比较,铲形袋足鬲可能最早出现在辛店文化中,向西北传到沙井文化中,后随着沙井文化东进,进入宁夏固原、甘肃庆阳、平凉、天水,陕西宝鸡和咸阳等地区。但与铲形袋足鬲共出的其他主体族群,并没有沿着铲形袋足鬲变迁的路线而发展,辛店文化中的其他器物双耳罐一样,和寺洼文化九店类型中单、双马鞍形口罐等器物,很早就进去了洮河、祖厉河流、泾河流域,固原西吉、隆德,甚至向东可到马莲河上游的庆阳合水。唯独铲形袋足鬲进入了沙井文化的三角城类型,后随沙井文化才进入西汉水,千河等天水、宝鸡地区,而彭阳杨郎类型的葬俗就很接近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的葬俗。

  梳理文献记载,周族在商代就流窜到“戎狄”之间,而从西周中晚期开始,猃狁就不断地骚扰周族,《诗经·六月》中猃狁一度“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甚至“多友”鼎中的京师地区都遭到了侵扰。沿着鼎铭中提到的路线,逆泾河而上,就到了泾河各支流分布的区域,而周族本身就在这一带设立了很多防御据点,如固原原州的孙家庄,彭阳的姚家河,甘肃灵台的白草坡等等,这都是抵御“犬戎”的。犬戎在该地区就以庆阳合水的寺洼文化九站类型为代表,该类型没有发现铲形袋足鬲,却发现了单双马鞍形口罐,双耳罐等器物,均是寺洼文化的典型器物,其年代经测年为距今3300至2500年,延续时间为先周晚期到春秋早期【9】,也许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猃狁”。

  随着周人同化或者打击,以寺洼文化九店类型为代表的人群被以铲形袋足鬲为代表的人群取代。秦穆公时臣服的西戎八国,以乌氏戎为代表的新“戎狄”就取代了原有的猃狁“戎狄”,考古学文化上就是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中的铲形袋足鬲的人群取代了寺洼文化九站类型中单、双马鞍形口罐的人群,成为陕、甘、宁交界区域的新主宰,完成了“西戎”人群的更替。铲形袋足鬲出现的时间也正好在春秋中晚期,穆公遂霸西戎的时间也恰好是春秋中晚期。那么,传统意义上的“戎狄”只是地域或者文化概念,而不是族群概念。

“乌氏”道路考

  乌氏县的设立是惠文王为有效管理西戎地区的一种政治策略,随着该地区不断地融入到秦文化中去,其已经成为秦牢固的大后方的前提下,乌氏戎已经成为秦人的组成部分,而《史记·货殖列传》“乌氏倮畜牧……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就是最好的例证。以乌氏戎为代表的“西戎”族群也参与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和经营西北的政策方针中了,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中华民族的大融合,但秦统一之后数十年的蒙恬的自杀与秦亡,以匈奴为代表的“戎狄”考古学文化,再一次进入了陕、甘、宁交界地区。

  以乌氏县为代表的北地郡和以狄道为代表的陇西郡,秦王朝用来设县、设道的目的来管理的“西戎”人群,就逐渐被各方势力同化。以小河湾秦汉遗址为例,这里居住的乌氏戎在西汉统一之后,就没有发现铲形袋足鬲的使用,其一部分被汉化,另外一部分必然被匈奴化。这铲形袋足鬲的消失器突然的消失,能否说明这类人群就消失,或者说被彻底异化,再不使用这类器物了,从而只在文献资料上留下了相对应的“族名”符号——乌氏。西汉政权为了巩固对陇西、北地等地的管理,抵御匈奴的入侵,利用各种方式加强统治,分乌氏县,改朝那塞为县就是一种新的策略。

  《史记·孝文本纪》中就记载“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卬”,而同样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却记载“汉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在确定了乌氏的具体位置之后,再来分析西周时期和秦汉交通线路的变化。西周时期为了抵御猃狁,“多友”鼎和《诗经·六月》中记载的路线,应是泾河及其支流;而秦人从西汉水流域进入千河流域,而汉武帝到祖厉河走是千河,过千河踰陇山,走回中道,登崆峒,沿六盘山的西麓,最终到祖厉河,走的是泾河这条线路。

  秦始皇和汉武帝所走的回中道,被匈奴烧的回中宫、萧关都是抵御六盘山西麓的匈奴了;朝那塞是防御六盘山东麓,清水河河谷这侧的匈奴,而匈奴就是出奇兵,破朝那塞后绕走红河支流破了萧关,才有了《史记·匈奴列传》中却记载“汉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的这种局面。同样,这类对不同线路的认识,就要重新《居延新简》中“月氏距乌氏五十里,乌氏距泾阳五十里”中各驿站的不同设置,也就对其他县治、驿站名称的确认提出新的考验。

“乌氏”祭祀考

  《大沈厥湫》石是北宋治平年间,渭之耕者得之於朝那湫旁,而得者的蔡挺,是在熙宁元年把该石移置平凉郡廨中,后带回南京镶在自己的屋壁【10】。姚宽在《西溪从语》中记载“……朝那告大沈……朝那石在南京蔡挺家”【11】。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也有类似对《大沈厥湫》的记载,且黄庭坚、赵先皆也有注释【12】,可证明《大沈厥湫》石在北宋出朝那湫的可信度。厥湫就是湫渊,但文献的记载只是始于宋代,而之前的文献包括《史记》《汉书》都并没有对刻石有过记载,那《大沈厥湫》是出自那个朝那湫?目前为之,平凉西南部的庄浪、庆阳西北的灵台、固原东南的彭阳等都有朝那的各种遗迹,且这一区域都属于的北宋平凉,考证北宋湫渊刻石的出处就是解决两汉“祠朝那”问题的关键,而“祠朝那”则代表了秦惠文王吸收了“乌氏”戎的祭祀文化。

  2007年11月,彭阳文管所在宁夏固原彭阳县东海子东南的凉马台小岗上捡到一块阴刻的残碑“那之湫”,为瘦形楷体字,按照汉字字体及跋尾的文体,推测残碑为北宋之物【13】。根据“那之湫”残碑的时代,大致可以推测《大沈厥湫》出土的北宋年间,彭阳东海子是被称为“朝那湫”的,但行政上的朝那县已经不存在了。而紧靠东海子的凉马台上的多层遗物堆积,除了有琉璃瓦等晚期的宋明堆积,还有绳纹板瓦、筒瓦等早期的秦汉堆积,也可以说明此处有建筑基址,且该建筑基址使用的年代较长。

  “湫渊”处在众多水系的源头,却“停不流,冬夏不增减”【14】,停不流就是回水,渊的本意就是回水,《说文》中“渊,回也”,且冬夏不增减,水面也不发生变化,这都说明它不是哪条水系的源头。六盘山是祖厉河和清水河的分水岭,祖厉河在六盘山以西,祖河上游为宁夏的西吉,西北流入黄河;清水河在六盘山以东,上游为宁夏的原州,西北流入黄河。陇山是泾河和渭河的分水岭,泾河在陇山以北,上游有宁夏的泾源、彭阳、甘肃的镇原、环县华亭,东南流入渭河;渭河在陇山以南,上游有甘肃的庄浪,宁夏的泾源、隆德,西南流入黄河,东海子在秦汉时期正好符合上述条件。只不过在元代大德年间的地震,东海子的东南侧被震裂,水东南流沿山谷沟道注入茹河,茹河是泾河的支流,在甘肃镇原县彭阳乡西北2千米处注入泾河。

  东海子东侧有山庄梁,南侧有老龙洼,西侧有沙岔沟梁,北侧有马厂梁,南北直线长约2.5千米,东西直线长约4.5千米,这四个山梁也符合“渊在四山中”【15】的记载。“在四山中”、“停不流”和“不生草木”等自然特点和初置狄道和乌氏县等安抚“西戎”的人文政策,才是秦惠文王选择“湫渊”为祭祀对象的主要原因。

小 结

  而由头蹄葬为代表的生业模式,揭示了泾河上游宁夏段为典型农牧结合的生存之道,从而衍生出的道路系统、祭祀文化,早在战国晚期就融入了传统的中华文化圈中。小河湾遗址为代表的“乌氏”县、彭阳古城镇城址为代表的“朝那”县和凉马台为代表的“湫渊”祠是研究秦汉历史地理,国家祭祀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更是对理解六盘山地区西戎族群分布与迁徙线路变化和秦汉早期“丝绸之路”网状线路的格局有着新的认识出处:《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6期

  注释:

  【1】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1948年

  【2】 韩伟:《关于秦人族属及文化渊源管见》,《文物》1986年第四期

  【3】 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7年

  【4】韩翀飞:《陇山两侧青铜文化研究—青铜时代西北古代民族考古遗存》《西北民族研究》,2008年第三期

  【5同【4】

  【6】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昌三角城与蛤蟆墩沙井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90年第二期

  【7】同【5】

  【8】张寅:《铲足鬲的分布、年代及相关问题研究》《文博》,2014年第二期

  【9】同【5】

  【10】郭沫若:《诅楚文考释》,《郭沫若全集》,科学出版社,1982年

  【11】裘锡圭:《诅楚文“亚驼”考》《文物》1984年第四期

  【12】姜亮夫:《秦诅楚文考释—兼释亚驼、大沈久湫两辞》《兰州学报》1980年第四期

  【13】张有堂、杨宁国:《湫渊探究》《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四期

  【14】【宋】裴骃攥:《史记集解》《钦定四库全书》影印本古籍扫描版

  【15】【魏】郦道元撰、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河水卷二》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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